英国政府近日推出重磅新政，宣布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应用，同时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的陌生人联系功能，新规预计2027年初正式生效。这并非孤例——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巴西、印度尼西亚已先后出台类似法规，法国、西班牙、丹麦、泰国、韩国等多国正在紧锣密鼓研究相关立法。在中国，教育部去年底印发《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》，明确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，严格规范智能终端入校管理……
全球范围内“限制令”密集出台，折射出各国对青少年网络生态的共同焦虑。然而，这道看似简单的“硬隔离”，真能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安全洁净的数字防火墙？“看上去很美”的行政禁令，在落地过程中又将遭遇多少家庭执行难、技术规避难的现实困境？防治青少年沉迷社交网络，恐怕不能只盯着网线“一拔了之”。
首先需要厘清的是，禁止青少年使用特定社交媒体，绝不等于将这群“数字原住民”与网络世界彻底割裂。禁令指向的，是那些“高度成瘾、专为低龄化设计”的商业平台，本质上是对数字时代童年的一种保护性隔离——在孩子尚未建立起成熟的自我认知与媒介素养之前，为他们屏蔽掉那些以攫取注意力为核心的算法陷阱。
英国民调显示，超过七成家长支持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，这一数据背后，是无数家庭长期以来面对孩子沉迷网络的焦虑与无力。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发布的报告更敲响警钟：一项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、近28万名11岁、13岁和15岁青少年的调研显示，存在社交媒体使用障碍的青少年比例从2018年的7%攀升2022年的11%，另有12%的青少年面临游戏成瘾风险。
社交媒体的特殊危害，在于它早已超越了信息平台的属性，构建起一套高度精密的社会评价生态：它不仅推送内容，更量化社会评价；不仅提供信息，更制造社会比较；不仅允许表达，更即时反馈“别人如何看待你”。当自我认同的建构被简化为清晰可见的点赞数、评论量、粉丝数，尚在探索“我是谁”的青少年，过早暴露在密集的外部评价体系中，很容易将自我价值的哲学追问，异化为“我在别人眼中是否受欢迎”的焦虑。这种异化不仅损害心理健康、消磨注意力，更在无形中扭曲了正常的社交能力培养，甚至成为亲子冲突最主要的导火索。
作为成年人应该保持理性，媒介本身并无善恶之分。频频出台的“限制令”，本质上不是宣判社交媒体“有害”，而是在划定一条清晰的底线——在未成年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尚未成熟之前，社会不应将高度商业化、以注意力收割为核心逻辑的算法系统，毫无防护地暴露在孩子面前。
对于天生携带着数字基因的“Z世代”而言，完全隔绝社交媒体既不现实，也无必要。“一刀切”的禁令可能带来难以预估的适应性阵痛，真正行之有效的路径，应当是立规而非放任、替代而非限制、合作而非对抗。平台运营商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，用技术手段筑牢青少年模式的“防火墙”，而非将其沦为应付监管的摆设；学校要将媒介素养纳入常规教育，教会孩子们在算法洪流中保持理性与定力；家长更要成为“息屏榜样”，将饭桌上、临睡前刷手机的碎片化时间，转化为与孩子面对面的真诚交流。
在“屏幕文化”盛行的当下，比禁令更重要的，是为青少年提供足够丰富的替代选项。正在建设的儿童友好城市，能否让社区公园、城市图书馆真正向孩子们敞开大门？渴望在运动中释放活力的少年，能否便捷地找到就近的体育空间？只有当真实世界的人际互动、户外运动、兴趣探索足够精彩，足以填补虚拟世界营造的“繁荣感”，青少年才会真正从数字沉迷中走出来，回归本应属于他们的鲜活童年。
这注定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协同的“持久战”——行政禁令划出底线，家庭学校筑牢防线，平台企业守住红线，三者形成合力，才能为数字时代的青少年撑起一片真正安全、健康、有温度的成长天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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